《宋代档案管理研究》是由王金玉教授所写的书，1977年由中国档案社出版，此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断代研究档案史的专著。在《淘尽尘沙始到金——王金玉教授和他的档案史研究》一文中，作者是这么介绍教授的——“郑州大学文博学院档案系的王金玉教授是中国档案史这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上一个勤奋而执着的耕耘者”。吴宝康先生亲自为这本书作序并这样说：“由于王金玉教授孜孜不倦的努力，使我们对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史的内容．更具有坚定的信心”。王金玉教授一直致力于档案史的研究，并一直在知识领域开拓着，从书中的内容之丰富就可看出。

    我在读完这本书后，就能很全面了解到了宋代的档案管理，书中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浩瀚的政府公文、宋代君臣的档案思想、总统图书馆式的皇帝档案阁、国家档案馆性质的金耀门文书库、机关档案室性质的各级官府架阁库、档案工作专职官员架阁官、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千文架阁法”、系统完整的档案法规、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档案编纂制度等。这本书的层次脉络十分清晰，内容从易到难，一步步带领读者深入到宋代的档案管理工作中。王金玉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古籍内容，比如在金耀门文书库部分，引用了《宋史·职官志》的内容，来说明进金耀门文书库“按机构分类管理，锁钥统一收掌”的管理制度，作为论述的依据。

王金玉教授也是基于自身的史学优势，以档案史的思想对宋代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档案思想、档案机构、档案制度、档案官员、档案法规、档案编排及档案编纂制度为主体，对宋代档案管理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本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断代研究档案史的专著，为档案研究开展了一个新的方向。

读这本书时，令我比较惊讶的是宋统治者对档案的重视。宋代档案管理工作的繁荣是与宋统治者对档案的重视分不开的。我在一篇文献中读到，“宋朝还未建立，太祖赵匡胤便开始征寻亡书，购买和募捐书籍，并对来献书籍的人，或赐金或封官。宋刚建立，太祖便紧抓档案管理工作，接着，宋太宗赵光义下诏：“三司将覆检文帐，上历管系于判使厅，置库架阁，准备取索照证。”由此就可见宋统治者自宋未建立是就对档案十分重视，或许是否是因为太祖对文书档案的重视，才让以后的宋君主也耳濡目染，学习祖宗之法，重视档案及其管理。在书后宋代档案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宋代几乎每位君主都对档案管理工作、机构等有所变动。但过于重视公文等的收集也会造成“好大一个公文世界”。

这本书在档案史研究上的突破之一就是纠正了八百年来对于宋代档案编排方法的讹传。作者埋首古籍之中,发现北宋史书《隆平集》的记载为“千文架阁法”,是以《千字文》为序的档案排号方法。《能改斋漫录》的“千丈架阁法”应是误刻所致。据此,王金玉教授明确提出“千丈架阁法”应为“千文架阁法”,这在中国档案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在一篇文章《路漫漫——访郑州大学档案学教研室主任王金玉中》，作者问了王金玉教授这一发现的来龙去脉，王金玉教授只是轻描淡写，说自己只是觉得“千丈”有些别扭，想要再查找一些资料，发现“文”“丈”这一错误，想给其他档案学者一个参考，档案学界的认同让他很开心。王金玉教授的回答使作者沉思良久。教授的发现必定多年穿梭在浩瀚的文献海洋里,经数年积累和潜心研究,才能得出的而王金玉教授轻描淡写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学者风范。

当然，也有一些不足。如第三章在介绍南宋续建的七座皇帝档案阁时,仅列出六座,漏掉了理宗皇帝时期建立的宝章阁。此外,在与美国总统图书馆比较那一部分较少。并且，如果能有宋代档案管理制度对周边国家影响的内容就更能锦上添花了。但就全书而言，它是档案界经典著作之一，是学术研究的典范。（在一些文章中看到的）

吴宝康先生说,《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档案史的通史建设阶段已将告一段落,而进入按各朝各代、各个时期以及按专题领域作更深入的发掘和钻研,以充实和丰富中国档案史内容的新阶段了。”《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书篇幅并不长，仅有11万多字、135页,但它是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在《问渠那得清如许——评<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文中说，此书的问世使档案学界有了新的活力。

通过阅读本书和了解王金玉先生，我也能够了解和体会到王金玉教授在学术上不辞辛苦、不求名利的钻研精神，他是一位“勤奋而执着的耕耘者”。这也启示着我们，应当学习前人严谨、专注的学术精神，唱着“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调子，继续开拓前行。